『记录型史学』还是『教-左星星_罗辑思维课有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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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星星

『记录型史学』还是『教学型史学』?

依照我们现代人的视角,史学家就应该『不带情绪』、『不带价值观』的把他们掌握的一手史料详细的记录下来。但是史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在他们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入个人的情绪。所以好事者才会评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即使伟大如司马迁,他在描述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人的时候用的词汇和篇幅也会让人相信他们的故事里饱含了太史公对他们的情感。

蔡涵墨 () 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里自创了『记录型史学』和『教学型史学』的分类,我觉得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史很有意义。

在蔡涵墨老师看来,《资治通鉴》的正文是对一手材料慎重的加工,反映了司马光对那些材料的评断,而《资治通鉴》批注则展示了司马光的意见和评论,这是属于『记录型史学』。

而朱熹的纲目体著作的正文汇集了他们依照一定原则编撰的标签,通常和一手史料没有直接关系,而批注则集结了一手史料(常常没有标明出处)和之前道学家的案语,用以支持正文的道德评判。由于他们的目的是道德说教,所以可以算是『教学型史学』。

个人认为芭芭拉・塔奇曼的作品就像是『记录型史学』,她也因此成为了『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如果非要打一个不恰当的对比,我觉得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有一点偏『教学型史学』,茨威格用了很多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虚构成分,并且流露出了英雄史观和机会主义倾向。吴军老师就认为,茨威格写这本书,目的根本不是写历史书,也不是写传记,他是在写他的思想。(参考吴军《阅读写作 50 讲》 02 理解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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