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两次转帖我在《经济观-刘守刚_罗振宇用曾国藩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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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刚

分两次转帖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的访谈,这是第二部分。
问:本书着重分析了 “耗羡归公” 改革,也大量引述了曾小萍在《州县官的银两》中的观点。在曾小萍的著作中,她认为,中央政府将丰裕省份的火耗转移给捉襟见肘的其他省份,改变了雍正皇帝的原则:特定省份的火耗收入是该省不可剥夺的财产。这种的火耗的 “转移支付”,张研、郝煜等学者已经有将之和如今 “转移支付” 进行过比较。之前,财政部直属的中国财政科学院发布过一份名为《从转移支付透视区域分化》的报告,转移支付主要流入的地区,资金使用效率往往是比较低的。参考中国乃至西方财政历史而言,到底如何在财政手段上兼顾 “效率” 和 “公平”?
答:你这里说的 “转移支付”,在我的书中称为空间内的再分配,它与阶层间的再分配(贫富阶层之间的财富或资源的转移)、时间上的再分配(在一年内青黄不接季节与粮食收获季节、在不同年份中丰收年份与歉收年份之间的资源平衡活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财政的三大再分配活动。中国在帝国时期的再分配活动所发挥的功能,在同时期的世界中最具特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波兰尼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称为再分配经济,并将其与互惠经济、自给自足经济并列为现代市场经济诞生之前的三种经济形式。
在庞大帝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是很自然的现象。为了帝国的稳定,就有必要在地区之间进行物资和财富大规模的集中与调运(再分配),以便保持地区间一定程度的平衡。事实上,这种再分配活动也应该是中国比较早地形成统一帝国并能够长期维持的内在原因。到今天,这种在空间范围内的资源与财富调配的活动仍非常必要。当然,调配的形式已更多体现为你所说的在资金方面的转移支付活动。
就西方财政历史而言,空间范围内的再分配活动当然也有,但显然没有能力也因地理环境原因而无必要达到中国这样的规模。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发展程度也是不平衡的,为此也兴起了大量的空间再分配活动。比如在德国西部,工业化、城市化开始得比较早、进展也比较迅速,自由平等的市场原则比较深入,但在德国东部,以贵族庄园为主导的农业经济很长时间里占据着上风,经济发展与 “农民解放” 进展缓慢。因此,自俾斯麦时代起,财政就在东西部发展之间进行平衡活动,利用税收资金的转移支付和公共投资来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就当前中国如何在转移支付方面兼顾 “效率” 和 “公平”,我个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恐怕只能表达两个原则性的意见:一个是,对效率和公平的衡量,我们不能仅仅计算经济的收益,还要考虑因不发达地区获得转移支付而增加的社会效益,以及因财政资金运用而提升的行政能力与地区间的协同效应;另一个是,除了考虑兼顾效率和公平之外,千万不能忽视民主。在明末,穷尽江南财富用于辽东的战争,由于没有参与决策的过程,江南民众也不可能产生义务感,不会觉得这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付出的代价。在今天的中国,转移支付再也不能是密室决策的结果或者仅仅因为自上而下的命令。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层面上,都要有效地运行代议机制,让民众参与到转移支付的决策过程中,面对面地交流、公开地讨论,彼此产生同理心,在此基础上再做出决策。这样不但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减少浪费与腐败,更重要的是可以因此提高转移支付的合法性,让民众确实感觉到这是在为彼此共同的事业去行动,从而让转移支付成为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赢得民众认同的手段。

问:我注意到您书中的历代财政改革有一条主线,是国家试图查明豪强士族的田地和人口,向这样的 “灰色收入” 收缴、征税。那么,从财政历史来看,对 “灰色收入” 征税,或者说对富人征 “富人税”,是否曾有助于缓解不平等?针对越发激烈的不平等趋势,税收是否如比尔・盖茨等人所言,将成为最好的调节工具之一?
答:你的问题里包含了两方面的财政内容,一个有关征税与逃税,另一个有关财富积累与税收调节。这两个方面,一直是古今中外财政的热门话题。
先来看看第一个方面。我在这本书中运用了税人 / 税地 / 税商这一分析框架,认为这样三种税柄在城邦、帝国、现代国家每一个国家阶段都在混合使用,只不过不同的国家阶段分别以一种税柄为主体或正宗。
税人依托于人口来进行,就是说让人亲身服役或者征人头税,此时逃税的手段要么是豪强荫蔽人口,要么是普通民众成为流民。豪强荫蔽人口削弱了国家的可税资源,大量流民会破坏社会秩序,这是城邦时代乃至帝国初期征税与逃税的主题。税地是对土地直接征税,主要是按土地面积(区分一定的等级)来征收粮食或货币,此时逃税的主要手段就是隐瞒田产。税商,就是以工商业活动为自己的税柄,主要是对工商业活动(就商品交易额、商人财产、商业活动)征税,在帝国时期还包括通过官营工商业和售卖许可证来获利,此时逃税的主要手段就是隐瞒工商业活动的规模与获利水平。
在现代国家,征收工商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由于从工商企业获得的劳动收入逃税可能性比较小(除非征税能力欠缺),因此逃税的主角是资本获得的收入。所以说,如何有效地对资本征税、控制逃税行为,是现代财政在此方面的主题。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财富积累与税收调节是古今中外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它的职能不仅仅是缓解不平等,防止因差距过大带来嫉妒而引发社会的动荡,更是确保现代社会运行、让现代国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我在书中分析过帝国时期君权的矛盾特征:帝国围绕着君权建构制度,君权代行的是共同体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制度可以依靠君主对自身地位的重视来实现公共权力的独立性与至上性,以君主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保障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这样的制度,往往也因君主私人性超过公共性、君主将个人私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给共同体带来灾难性影响。
在现代国家,资本也呈现出类似的矛盾特征:一方面,资本是发现市场、承担风险的积极力量,正是资本的力量帮助创造了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带动了经济增长,进而惠及劳动者;另一方面,如果不断积累的资本不受节制,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比如,它可能会将人简单地视为商品、将劳动仅视为成本因素,无视劳动者的困苦,还可能会破坏环境和社会,进而破坏共同体整体的利益,最终损及资本自身的利益。
困难的地方在于,现代国家若用税收工具调节不平等、压制资本,就有可能破坏资本的生产能力;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具有全球流动的能力,各国税收竞争往往会使税收调节资本收入的政策失效。可是,如果现代国家不用税收工具调节不平等的话,又无法约束资本破坏性的一面,并可能让积累起巨额财富的资本有能力操纵公共权力,让国家 “成为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克思语)。现代财政不得不在这两难之中努力,想方设法通过税收的征收和福利制度的健全,还有全球税收政策的协调,来缩小贫富差距、在保障资本的生产能力的同时约束资本破坏性的力量。话又说回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仅要依靠财政制度或者税收,还需要现代国家其他制度的发展予以配合。

问:房地产税这只靴子何时落地,是大众比较关心的现实财政问题。税法学者们比较普遍的认为,推出包含土地增值税的房地产税法是当务之急,对发挥地方财税自主权也很关键,但对于很多房产占了资产大头的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下子就接受的,这或许也是影响到这么多年来房地产税难以落地的一个因素。您在这本书中讨论了作为当前财政支出安排的 “公利” 目标和纳税人个人权利和谈判机制之间的关系,就这个问题而言,不知可否能分享下您的观点和建议?
答:房地产税这只靴子何时落地,作为学者是无法知道的。就个人来说,我赞成征收房产税,但不赞成在现有基础上简单地新增一个税种。我认为,应该将房产税征收跟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把它变成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动力 ——
第一,房产税征收应该跟确立土地私权的过程结合起来。跟我们过去的想象相反,土地的私权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一个现代现象,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过程而诞生。
第二,房产税征收应该跟基层政府财力保障结合起来。正如在上一个问题中我说的,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正式财力保障,不得不依靠大量的非正式收入过活,由此带来大量问题。由基层政府来征收并使用房产税,可以为它们带来较为可靠的财源,再加上必要的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这样的地方政府才能真正为辖区居民提供可靠的地方公共服务。
第三,房产税建设应该跟激活已有的代议机构运转结合起来,并进而成为推进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力量。财税问题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从财税问题入手、运用人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让基层代议机构真正运转起来,是国家制度进一步现代化的可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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